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

我生命中的音符与影像-谢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父亲爱国，我们住在九龙，沙田，道风山上，他每天让我在傍晚时分，高唱“解放区的天空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父亲还亲自将我送过罗湖桥，到当时的广东省宝安县立中学区上学。投考的那一天，遇上飞机扫射，子弹就在我和父亲身边近百米处炸开，我和父亲藏在一条路沟内，因为沟窄，为了让父亲的头也能避到沟内，我只好将自己的头伸出沟外，我想我是情愿为保护父亲而牺牲自己的。
       1950年秋，父亲为了要在当年的十月一日过国庆，决心辞掉香港信义神学院副院长的职务，带领全家回到湖北省武汉市，我在汉口罗以女中念完了初中的最后一年。
       1951年，我初中毕业后，因为当年中南文工团的音乐部正巧住在我们家楼下，经过个别考试、视唱练耳，我还弹了两首钢琴曲，便被吸收为正式的文工团员了，并于1952年的冬天，奔赴湖南道县进行土地改革。当时的土改工作队，不论男女每一名队员住在一个村庄上，每天要走夜路，走黑路去开会，经常挨狗叫，挨狗追。有一次，一条狗的嘴都撞到我的腿上了，我还是硬着头皮不慌不忙地往前走着，当时我只有十七岁。那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又红又专”，相比之下，“红”的心态要比“专”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所以才能严格地提要求自己，积极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到了除夕之夜，土改工作队要为农民唱大戏，我们便凑起来演歌剧《白毛女》，让我扮演喜儿。我穿上从农民那里借来的衣服，用写字的毛笔画眉毛，用写对联的红纸当胭脂，在农舍的天井中间，演员哭，观众也哭。
       1953年，文工团剧院化了，原来什么都要干的女文工团员被分成了歌剧演员、话剧演员和舞剧演员，我被分到了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我主演的第一部歌剧是《小二黑结婚》。
       第一次在大城市大剧场演出新歌剧，虽说上剧场乘的是解放牌的大卡车，但化妆间、服装间、乐池倒也十分正规。我演过的歌剧有民族的《白毛女》、《刘三姐》，有西洋的《货郎与小姐》，也有艺术创作型的。
       1962年，当我被北京电影制片厂借去拍完了电影《青春之歌》之后，又回到了武汉主演了两部歌剧，一部是《刘三姐》，另一部便是《白毛女》。
       以上这十年是我青年成长的宝贵时期，我们的领导骆文、程云、莎莱、姚汉光、汪冼等同志当时也只有三四十岁年纪，他们将剧院的生活安排得十分和谐、充实。我们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练功，下午排练，晚上演出，每星期有定时的政治学习，我的文化知识大多来自毛泽东的著作。除了日常的正常活动，我们还会定期参加各种的体力劳动，如：大办钢铁、修筑张公堤，插秧，割麦，喂猪等，我们常会在背着行李行军中打瞌睡，也常在火车铁椅下打地铺睡觉。在这十年中，我仍有几件事情值得提一提。一是1954年我随剧院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记得我因表现积极受到全团表扬。二是1956年，我为苏联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舞蹈团来华演出报幕，走了27个大城市，受到了国外朋友们的好评。三则是1958年在洪山宾馆为毛主席和周总理演出河南梆子《柜中缘》，据说毛主席看得很高兴，笑得肩膀都抖起来了。

       1958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6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而从1959年致1964年短短的五年中，我却有幸在中国优秀故事影片的行列中占有了三个宝贵的角落：第一部是在1959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由崔嵬、陈怀皑导演的彩色故事片《青春之歌》，我在其中扮演林道静。第二部是在1963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由谢铁骊导演的故事片《早春二月》，我在其中扮演陶岚。第三部是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由谢晋导演的故事影片《舞台姐妹》中扮演姐姐竺春花。借我国已故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的话说：“青春之歌”是面对时代，“早春二月”是面对人生，“舞台姐妹”则是面对社会。
       从23周岁到28周岁，一口气拍了我的青春三部曲，可谓是我人生之大幸。这三部片子陪伴了我的一生，想必也会在今后长久的岁月里光照人间。其成功之处，除了依仗国家、人民、同行战友的力量之外，追索自身想必也会有其内在的因素。我想林道静是出自我对理想与正义的自信。林道静是理想人物，婚姻不自主，她可以跳海自杀，帝国主义打来了，她敢据死抗争！这些剧中提供的人物个性我是相信的，因为相信，所以我在半年时间、六百个镜头里真心地全身心的投入，达到了忘我的程度。
       至于《早春二月》中的小姐陶岚却是另一种人物，她出生剥削阶级，却是旧制度的叛逆者，她同情弱小，视荣华富贵为粪土。坦诚地讲，我往陶岚的身上投入了不少自己的爱好与情趣，如喜欢散漫，不拘陈规陋习等等。虽说是三部故事影片，但其中的音符规律同样是动人心弦的啊！如《青春之歌》中的：五月的鲜花，开边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又如《早春二月》中的那段儿歌：云儿飘，星儿摇摇，海早息了风潮。人儿静，月儿悄悄，爱奏乐的风，爱唱歌的鸟，爱说话的人都一起睡着了，让我细细地观瞧，趁此夜深人静时，攒些快乐的材料。

       又如电影《舞台姐妹》中那段姐姐背纤的唱：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只要河水永不断，跟着流水，走天下！
       歌剧10年，电影5年，忙活了十五年之后，文革让我的艺术创作中断了十五年，当1979年我重新活跃在银坛上的时候，时光整整过去了十五年。然而从那一年到现在，这30多年的历程却是大不一样的，经纬度之密之速，如今追忆起来，竟不知从何下手。这30年我共拍了十五部电影，十五部电视剧，主演过话剧《日出》，参加过上百上千次的文艺晚会的演出，出了一盘CD《高唱青春之歌》。音乐，这位艺术之神依然伴随着我，似乎更加密切，更加亲近。
      1979年，我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李文化导演的彩色故事影片《泪痕》中“扮演”孔妮娜。同时我还在由北京电影演员剧团演出的话剧《日出》中“扮演”陈白露。电影里是装疯卖傻的归国华侨孔妮娜，舞台上是饱经沧桑的交际花陈白露，一要疯，二要美，如何将两个人物内心最深的痛苦与外表最狂的姿态结合在表演艺术的规律之下，确实耗费了我不少的精力，而那部电影《泪痕》的主题歌《心中的玫瑰》则代表了人类对真理的坚定信念与不懈追求。数十年来，每当我在台上唱起这首歌时，便会想起世上一切经受过正式冤屈的善良的心灵，尊贵的朋友啊！为真理而献身吧！真理是永不倒的。

       当我在1979年拍完电影《泪痕》，又再1980年演完电影《第二次握手》中的丁洁琼，在1981年演完电影《李清照》中的李清照亦可称之为中年三部曲之后，在多样的表演艺术工作之中，音乐的符号逐渐显示了一个电影演员的独特之处，我终于明白了是音乐帮了我的大忙，是它帮我走上了文艺工作的大道，也将是它陪伴我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我将从音符走向音符。
       1992年，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的歌剧生涯停止了三十周年之际，竟有同行、战友没有忘记我，他们帮我在中国第一部120集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又占了两个小小的角落，让我在其中扮演一位男主人公搭档排练男女声二重唱的音乐教师。剧中的导演，英若诚和他的公子英达是我十分敬仰的艺术家，我诚惶诚恐地看了剧本，要唱得曲目有民族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通俗歌曲《潇洒走一回》，还有歌剧《茶花女》的《饮酒歌》。“嗬呦！还真把我当歌唱家使唤呀》”不管怎么说，停了20多年没怎么唱了，谈何容易？尤其是那《饮酒歌》之花腔：那个小拐弯要异常的清脆可不太容易了，含糊不清可不行，我如果想演只能换一首外国歌曲，我便选择了我比较喜欢的舒伯特的小夜曲。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幸亏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提出自己的创作方案，因为既然编剧可从生活中提炼剧本，导演可从文学中塑造画面，那么演员也可在镜头里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了。出自这一自以为正确的认识，在我中、老年后的表演艺术中，似乎已没有完全不经修饰的个人创作了。
      回想我从15周岁参加文工团直到现在，工作60多年了。青年时期，我们除了艺术、技术的学习排练之外，还有定时的政治学习，个人鉴定，我们常说常写的都是“要赶超英美，要为共产主义，为幸福的明天而奋斗”等词汇，但那时对于“幸福的明天”究竟是什么样的究竟什么时候到来却十分迷茫。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全国人民心目中的理想似乎越来越清晰了。
      生活越来越好了，城市越来越漂亮了，我们国家的地位越来越高了，看到这一切我想每一位正直、善良的人不会忘记那成千上万的烈士、先辈为了今天的到来所付出的宝贵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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